事实上，自秦汉后，封建主义的宗法-分封制就已经被官僚-郡县制所彻底取代，皇权为代表的集权内含最高统治权不可分基础上的分事不分权机制，[18]基于超大规模国家形成中央集权为根本、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为配合的复合结构。

对监察对象不依法履职，违反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规定，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检举控告。本文也将更多着眼互联网时代人民作为直接实施主体的新型舆论监督。

将纪检监察的专责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有助于舆论监督构建起规范化的举报受理、线索分析、调查核实、处理反馈和考核问责机制。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舆论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议题的受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一概念被着重强调。本文载《北方法学》2022年第6期。这一平台的存在为建设统一监督平台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这一平台的影响力还有待增强，功能也有待进一步精进与优化。但是，表达自由本身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具有阶级性的，只有人民有发言权，即在人民内部，有批评、监督的自由，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

这对于找寻本土制度资源供给，以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作为连接点，激活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提升舆论监督的质效具有重要意义。[54]参见白广磊：《述评之六 纪律挺在前面最终也是监督挺在前面》，载《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9期，第30页。[20]朱勇：《中国古代法律自成一系》，《历史评论》2022年第2期，第35页。

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由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17]朱熹则注君子所居则化。现行宪法不但明确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而且在第9条、第10条分别建立起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和城郊土地除法律规定外集体所有的重要制度。多元而一体的价值体系仍然规定着宪法的逻辑。

[11]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革命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了。

[42]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但保持大一统始终是一条贯穿到现行宪法的历史主线。[120]在坚持特别行政区内生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前提下，该制度实现了法律空间的交错性，这种交错性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智慧，也保留了差序治理的生命力。相反，它作为进一步体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性而存在。[113]现行宪法制定时，曾讨论要不要设立人大之外的专门宪法监督委员会，最终即因这种架构不符合我国人大一元化体制而作罢。

二是大一统下的汉民族主体人口，整体稳定的民族意识，绝大部分地区通用交流无碍的语言文字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运输、投放体系，这些都是历史和现实为统一市场准备的客观条件。[116] 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属于民主集中制模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包含地方自治的因素，是一种混合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13]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48]仅就疆土而言，可以说它就集中体现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不变而边界模糊但认同相当明确的中国传统国家特征。

现行宪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修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就为最高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了论证负担，是通过严格遵守法制的观点来限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

[34] 大一统最后表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社会经济组织秩序。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69、82页。

[11]其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它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86]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140页。特别行政区体现了统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互嵌，极大提升了国家发展与治理的效能。[11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页。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在表述直接民主时加上了依照法律规定这个限定词，强调依法律途径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防止多元中蕴含破坏法制、无组织化倾向的大民主形式。与西方植根于个人主义的地方自治，作为与联邦分权或对抗的基本权利主体不同，[31]中国大一统的基层自治是与中央政府一起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上下争权，历代地方自治围绕造产、兴学、整军三大纲追求公益，绝非个人主义所容荫。

[20]这个要义在秦制里具体展开表现为：一是废除基于血缘嫡庶基础的统治集团和土地分封，建立从平民中选拔治国官僚的机制，消除封建贵族的独立管辖权，建立郡县，使之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延伸与助手。如前所述，国体条款明确了人民作为新的定于一的范式及正当性，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则是它的具体说明。

[130] （三）建立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 现行宪法在当代面临的第三个无组织力量挑战，来自社会经济新形态带来的组织结构调整和行为模式重塑。彭真明确指出，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草案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应尽的各项义务。

[79]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121页。[27]张传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结语：大一统国家观与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钱穆先生尝言，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契合，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正如费孝通先生早洞察到的，跟着铁路、公路、飞机的应用，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再次形成中，这时需要的应当是怎样因势适情地去加强这集权制度机构。一方面通过针对农民的集体化改造，防止个体专私、抑制产生人身剥削和依附的土壤。[30] 中央集权里还蕴含着普遍的基层自治。

它的本质是通过对过往的叙事，重建宪法今日之处境的历史逻辑，发现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社会生活结构对现行宪法的内在规定，因而历史作为当下的解释根据而存在。[113]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29页。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主最广泛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人民对国家权力最好的监督。中国宪法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必然要在客观约束条件中去寻找知识生产的逻辑，发现知识形成的来源，确证知识正确的标准，从而建立起中国宪法学真正可检验、 可印证、可发展的知识体系。

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例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通讯秘密与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就有必要扩展到作为社会界面的信息平台主体，人格尊严在智能时代也必须重新为伦理本质找到根基，宪法对按劳分配条款中劳动在金融信息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的时代有必要作出新的解释，宪法对宏观调控条款的具体规范内涵也需要结合新经济形态作出新的理解，等等。

[117]许崇德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59]参见[英]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中国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对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抑制。[25]参见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69页。

宪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同样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特有智慧。[104]选举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规定了彻底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并非移植欧洲的选举民主，因为在欧洲的传统里，并没有如此彻底的选举普遍和选民个体平等。

[123]现行宪法在修改过程中就非常注重避免国家权力集中的个体化和绝对化。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43]1954年宪法就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凭借宪法的根本法效力来重新组织和治理统一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领导制度。[75]参见何俊志：《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责任编辑：刘彩玉)